分类目录归档:精彩文章

市井雄心

伟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负的人。在城市里徜徉时,就能感觉得到。城市在通过几百种方式向你传递着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应该再努力一点儿。

这些信息千差万别,令人瞠目。纽约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赚更多的钱。当然,也有其他信息——你应该更时髦一点儿;你应该打扮得更帅一点儿。但是最清楚不过的信息就是:你的钱包得再鼓点儿。

我喜欢波士顿(或者剑桥)的一点,就是这里城市在告诉你:你应当更聪明。你真的需要读一读你曾经列进读书计划的那些书了。

 在你探究一个城市在发出什么消息时,答案常常会出乎意料。硅谷对聪明脑瓜很是偏爱,它传递的消息却是:你应当更强大。

 这和纽约的有所不同。权力在纽约也有作用,不过纽约人有点儿见钱眼开,即使那是你不费吹灰之力继承来的。而在硅谷,飞来横财除了地产商,没人看得上眼。这里在乎的是你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们关注拉里和赛奇不是因为他们腰缠万贯,而是这两个家伙控制着Google,而Google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城市发出什么消息有多大的影响呢?经验告诉我们:很大。你也许认为如果自己要是有一根钢筋般的神经支撑着自己去做大事,就可以忽视环境的影响—— 生活地点的不同对你充其量就只有区区百分之几的影响。然而反观历史,似乎影响颇大。在每个时代里,大多数做出大事的人都扎堆在少数几个地方。

 你可以从我以前写的文章里看到城市是如何有强大的影响力的:比如生活在米兰的达芬奇。实际上每个你有所耳闻的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都住在佛罗伦萨,尽管米兰的城市规模毫不逊色。既然米兰人的天分也并不差,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在米兰也诞生了一位和达芬奇同样天资聪颖的小家伙。可是他后来呢?

 如果和达芬奇一样厉害的家伙都被环境埋没了,你觉得自己又有多大胜算呢?

 我是不行。即使我相当顽固,我也不会去争这个“人定胜天”。我试图去利用环境 —— 我着实为住在哪里费了不少心思。

 我一直觉得伯克利是个理想的地方—— 相当于有了好天气的剑桥。但是我前几年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大失所望。伯克利发出的消息是:你得过得更好。在伯克利能过上非常“文明”的生活。北欧的人过来生活会“此间乐,不思蜀”。但是,这里你听不到嗡嗡而过的雄心壮志。

 话说回来,这么舒适的一个地方吸引着一群关注生活质量人也不足为奇。“剑桥+好天气”就不是剑桥了。在剑桥遇到的那些人可不是随便去的,总要做出点儿牺牲——物价很贵,有点儿脏乱,而且天气很差。所以那些在剑桥落脚的人是奔着聪明人堆去的,他们可不在乎风雨交加中趟过泥泞的街道去吃一顿挨宰的晚饭。

 我写作时,剑桥似乎是智力世界的首都。我知道这个断言有点儿荒谬。可是又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呢?如果以学生的远大志向作标杆,美国大学现在似乎是最好的。其他哪个城市能来和剑桥比拼一下呢?纽约?是有不少聪明人——但是淹没在榆木脑袋的海洋里了。湾区也有不少聪明人, 不过也一样的被稀释了;那里有两所好学校,不过离得太远了。以西海岸的标准说,哈佛和麻省是挨着的,周围墩了20多所其他学校。

 剑桥就像一个生产想法的城镇,相比之下,纽约是造钱的,硅谷是孵蛋的。

 谈起城市时,我们是在说城市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就是指住在其中的一大群人,所以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是从我提到的例子里,可以看到情况有变。纽约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剑桥只是城市的一部分,而硅谷连一部分都算不上(圣何塞不是硅谷的首府,它只是硅谷边上的178平方英里而已)。

 也许网络会更多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你所处的最重要的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你也就不在乎住在哪里了。但我可不在这上押宝。真实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带宽要宽得多),听,城市在通过微妙的方式给你发消息。

 每年春天回到剑桥,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就是黄昏时在街上散步,你能透过窗户看进路边的房子里。你要是在Palo Alto晚上溜达,只能看到蓝幽幽的电视机。在剑桥,你看到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摆满诱人的书。Palo Alto也许和1960年的剑桥差不多,但是你绝对猜不到旁边会有一所大学。现在它在硅谷也就是另一个有钱的邻居而已。

 城市和你的邂逅通常有点儿意外——你透过窗户看到了,你无意中听到了。无需踏破铁鞋,只需静心聆听。当然凑过去八卦别人的争执可不受欢迎。不过,总体而言这里听到的闲言碎语的质量要比纽约或者硅谷的好很多。

 我的一个朋友90年代搬到硅谷住,她说在那里最糟糕的就是“偷听”不到好东西。那时我还以为她故作清高呢——偶尔搂一耳朵别人的对话是有趣,不过这真能影响到你选择住到哪里吗?现在我理解她了。你听几句嘀咕实际上就知道你的邻居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了。

 无论你如何坚定不移,周围的人对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没到沦为城市意志的傀儡的地步,但是身边如果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难免有点儿沮丧。

 环境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就和收入和支出的差别类似。绝大多数人对支出比较反感:为了不损失一美元他们竭力工作,而要是为了挣一美元,他们就没有那么卖力了。同样,尽管很多人意志坚强,不会入乡随俗人云亦云,但是周围的人要是对你心中的事业不屑一顾,能坚持去做的人就不多了。

 由于志气之间一定程度上有点儿互斥,而推崇多个又难免费神,所以每个城市都倾向于一种雄心壮志。剑桥人才济济不只是聪明人扎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那边人们不在乎别的。纽约和湾区的教授走路都抬不起头,直到有一天弄到了点儿风投或者开了家小公司,腰杆这才稍稍直起来一点儿。

 纽约人从网络泡沫时代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纽约能否像硅谷那样成为创业者的乐土?”这里就能给出一个答案——人们不愿意在纽约开创公司的原因就是,纽约看重的不是这个,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乡下人。

 从长远来看,这对纽约并没有什么好处。新技术的力量最终会转化成钱。可以说纽约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只不过比起硅谷,它更看重钱。而事实上,纽约在圈钱的比赛上也渐现疲态:福布斯400里纽约与加州的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1.45(81:56)下降到2007年的0.83了(73:88)。

 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话要对你说。只有那些成为远大理想聚集中心的地方才会。除非你住在那里,否则要辨别出城市到底发出什么样的消息很难。我能说出纽约,剑桥和硅谷的消息是因为我在每个地方都住过几年。华盛顿和洛杉矶似乎也在说点儿什么,不过我在那里都只是短暂停留,甄别不出他们的呢喃。

 在洛杉矶,出人头地似乎事关重大。跻身于炙手可热的名人榜,或者跟着榜里的朋友一起鸡犬升天都会受到追捧。除此之外,洛杉矶的消息和纽约的就差不多了,健康俊朗在这里更被看重。

 在华盛顿似乎最重要的是你的圈子。你最想成为一个圈内人。实际上和洛杉矶差不多,你都想冲进那个榜单或者跟榜上有名的人物攀亲。差别就在于这两个榜单的选择标准不同——其实也差别不大。

 现在三藩市发出的消息和伯克利类似:你要过得更好。不过要是为数众多的创业公司选择三藩市而非硅谷的话,情况就会变化。在网络泡沫的年代,这种近似奢侈的选择就像花大钱装修办公室一样是失败的前兆。到现在我还是觉着创业地点选在三藩市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很多好的创业公司都这么做,就不再是个奢侈的标志了,因为硅谷的吸引力就将转移到那里去了。

 我至今没有看到可作为智慧中心能与剑桥比肩的城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感觉就像伊萨卡岛或者汉诺威:虽然也在发着类似的消息,但是比较微弱。

 巴黎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如果你1300年去的话,它也许和剑桥现在发出的信息一样。但是去年我在那里住了一阵子,住在那里的人们的雄心已经与智慧无关了。巴黎现在发出的消息是:做事要有风格。我打心底也赞同这个观点。我旅居的城市里,巴黎是唯一一个人们真心在乎艺术的城市。在美国,只有阔佬们才买原画,即使那些久经世故的老手最多也只能冲着画家的名头去买画的。但是在巴黎,你黄昏时分透过玻璃窗,会看到人们真的在乎画作画得好不好。可谓巴黎一瞥,美不胜收。

从很多城市里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在伦敦你仍能依稀听见“你得象个贵族”这样的消息。如果你刻意去倾听,在巴黎、纽约和波士顿也是能听到的。但是这个消息在哪里都很微弱。也许100年前会很强烈,而现在湮没在其他声音里了,我要抽丝剥茧的才能寻得半点蛛丝马迹。

至此我听到城市传递的消息有:财富,风格,时尚,健美,名声,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智慧,社会阶层以及生活质量。

 对于这个列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儿乱。我一直认为雄心是件好事,现在才明白我自己一直只局限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一旦看到所有有野心的人的企图,就不再美好了。

从历史的眼光再仔细检查这张表,我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100年前,体型健美就不会上榜(2400年前倒是有可能)。女士一直比较关心这个,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男的也开始重视起来。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几个方面共同促成的:女性的权力更大了;演员的社会影响以及办公室文化:在办公室你不能穿太花哨的衣服,嗯,那你最好体型要盖过同事。

经济力量一百年前应当就上榜了,但是内涵已经变了。过去它意味着掌控者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但是,现在逐渐演变成了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影响,而举足轻重的人物却不见得有钱——比如重要的开源软件的领导。过去工业领袖手下有一帮在实验室里绞尽脑汁的家伙在为他思考新技术;如今的领袖是靠自己的点子包打天下的。

这个力量越受重视,社会阶层就渐渐被忽略了。我认为这两个变化是此消彼长的。经济力量,财富和社会阶层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阶段:经济力量转化成财富,而财富又是社会阶层的前提。所以,人们的关注点只是向上游移了一些。

是不是你胸怀大志就一定要去一个伟大的城市居住呢?非也;所有的伟大的城市都激发着某种雄心,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地方。一些工作,你只要一帮聪明的同事一起打拼就够了。

城市能够提供听众,选择同行。而这些对于像数学或者物理这种学科不那么重要——除了你的同事,没人关心你的工作,而是否优秀也很好辨别,管理委员会就能很好的招到聪明人过来。在这些领域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办公室,几个不错的同事。地点就无所谓了—— 拉莫斯,新墨西哥,哪儿都行。

在艺术,写作或者科技这类领域里,大环境的影响就不可忽视了。这里,顶尖高手并不扎堆在几所好大学或者实验室里 ——一方面是因为天才很难鉴别,另一方面他们能赚到钱,懒得去大学里教书或者争取研究资金。在这样鱼龙混杂的领域里,身居一个伟大的城市就会收益无穷:你需要来自关心你的事业的人们的鼓励;因为你自己得去找些志同道合的家伙来切磋,为了避免大海捞针,就要学会借城市的吸引力的东风。

你不必在一个伟大城市终老就可撷取其精华。至关重要的几年集中在你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很明显,你不必非得在这样的城市里长大,你也不必去其中的一所大学求学。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有几千人的校园般的世界就够大了。而在大学里你还不必触及最难的事情——发现并解决新问题。

 当你开始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时,身处一个四周都是同党的令人振奋的环境就可令你受益匪浅。一旦发现并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想,就可以离开。在印象派画家的圈子里,这个现象很普遍:他们都不在法国出生(毕加索在加勒比出生),也都不在法国去世。但是成就他们的却是那些在法国一起待过的时光。

除非你已经确定了要做什么以及哪里是事业的中心,否则你年轻时最好多挪几次窝。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很难辨别出来它发出什么消息,甚至你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在发消息。而且你得到的信息经常是错的:我25岁时在佛罗伦萨待了一阵子,我原以为这里是个艺术圣殿,结果我来晚了,晚了450年。

即使一个城市是一个激荡着雄心的地方,在听到它的声音前你也不能确信你和它是否能产生共鸣。当我搬到纽约住时,一开始就激动的不得了。这地方真不错。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我和他们不是同路人。我一直在纽约找剑桥——还真的找到了,在非商业区,不远,一小时的飞机就到了。

有些人16岁就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标,但对于绝大多数有雄心的年轻人,领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比“天生我才有嘛用”早一点儿。他们知道得做点不平凡的事情。只是还没确定是要做一个摇滚明星还是脑外科医生。这也没什么错。只是如果你壮志在胸,就得反复试验去找到去哪里生活。你要是在一个城市过得很自在,有找到家的感觉,那么倾听它在诉说什么,也许这就是你的志向所在了。

转载自:译言精选

你为谁创业?

硅谷顶级早期投资机构Adreessen Horowitz联合创始人Ben Horowitz在刚结束的“致哥伦比亚2015毕业生”演讲,

核心相关:人为什么需要独立思考、为什么不能简单追寻激情,以及如何看待世界诸多挑战和机遇。

全文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的邀请。获邀请那刻,我觉得这是如此伟大的一个荣耀,但很快就觉得压力巨大,因为我马上意识到:这场演讲,某种程度,实际上将指出我人生经历的一些关键“节点”。这种感觉真是超级吓人。

我在哥大获得我这一生可能干点什么的第一个“线索”。当时,我在一个课堂,听到他们讨论一个人,这个人叫阿兰.图灵。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一台能干任何事的机器”,这是在1984年,而1984年时计算机甚至都不能称作是一个东西。

然后,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选择“计算机科学”作为专业。当时,我高兴地把想法告诉朋友们,但他们全认为我蠢。这让我非常沮丧,而后来我遇到的这个挫折,它形成的高度,事实上成为我在哥大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课。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不要听朋友的,而是要听自己的。

关于独立思考

我想独立思考这件事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在于:作为人类,我们都希望被人喜欢。这几乎是种可以叫做“人类学”的东西:在野人时期,如果别人不喜欢你,他们就能把你吃掉,所以,你几乎是在“本能性”地希望别人喜欢你。

而要让别人喜欢,最简单方法就是:说别人想听的话。那么,你知道每个人都想听什么吗?

我来告诉你,每个人想听的是:他们已相信是“真实/正确”的东西,所以他们最不想听到的,也就是与他们认知系统相违背的独到观点,先不说仅仅是提供这种独到想法,本身就极其困难。

所有任何其他人已相信的东西,这其中,实际上都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被创造。商业世界中一切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一个人独立思考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商业世界的独立思考

我几乎每天都能在生意场上看到这种情况。

我的工作是投资,很多人会跑到我身边,和我说:“我有个想法。”这时,通常我最想知道的是:你有从自己角度想过这件事吗?这是个只有你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独特性想法吗?还是人人都知道的东西?

让我来举个例子。假如你找到我:“嘿,我有办法延长电池和手机使用时间。”我会回答:“嗯,这是个好想法,但我是不会投资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它是个好想法。”

而正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好想法,所以谷歌、苹果和三星,这种拥有成吨资源的公司,就会在这个领域实现,所以这不算是在为新的人创造的新的价值。

而我大约是在五年前,才突然意识到这里的这种对比性的。

五年前,一个叫Brian Chesky的年轻人找到我,说他有个在自己公寓把“空气床垫”出租给别人的想法。我当时想:哎呦,真是糟糕透顶,谁会像“连环杀手”一样想在别人公寓租空气床垫啊?

但Brian有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他已做过实验,有非常多人想租那个空气床垫,而且这些人不是什么“连环杀手”。同时超越这些实验之上,Brain还学习了连锁酒店发展史,他发现:已成功的连锁酒店,有一些与他想法相关性的新概念。

连锁酒店出现前,人们呆在Inn(美国一种小旅馆)和Bed and breadfast(美国为客人提供早餐的一种过夜住宿,由私人房或家庭房提供给商业用途,房间一般不超过10个),而这两者,都有一个问题,即:都像一盒巧克力。

这个意思是说:你永远不知盒子里的巧克力是什么,某一天,你可能得到很好的东西,但另一天,你可能会有杏仁蛋白樱桃或什么奇怪东西。

所以Brian就想:如果利用互联网,就可以把巧克力放在一个“透明”盒子,然后就能知道你会得到什么。而接下来,就可以将Bed and Breakfast和连锁酒店优势,都集中一起。

他Figure out了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如此有趣,因为它不是谁都知道,或者说它是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却都把它忘了的东西,我们都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旅店。

而现在呢?这个年轻人造出 Airbnb,人们已开始更多地想住在纽约人的家,而不是希尔顿大酒店,但五年前,这还仅仅是个只建立在Brain个人信念上的东西,别人都不信。

关于“激情”这件事

Airbnb是有关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现在来讲一讲个人激情。谈到精神理念,我想在大家毕业典礼上,给出一些非传统性思想,我将其称之为:“不要盲从你的激情,世界没有陷入地狱,也没什么人要求你们这些2015毕业生去拯救世界。”

我告诉你们的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成为常规,但是真的,不要去盲从激情。

你可能认为我蠢,因为如果给1000个成功人士做民意测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喜欢自己做的事。这样一来,这个结论就成了:如果你做自己喜欢的事,你就会成功。但这个结论也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你很成功,你就会喜欢自己做的事,你只是喜欢成功本身,然后每个人都喜欢你。

所以,这里到底哪个结论是正确的呢?我觉得要弄清这点,你们必须回到过去,必须在成功时回到现在你们作为2015届毕业生毕业站在这里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有关激情的第一个真正棘手地方在于:我们其实很难把它们进行优先排序。到底最关键的是哪种热情呢?你是对数学还是工程学更有热情?是对历史还是文学更有热情?是对电子游戏还是K-pop更有热情?

这些都非常难选择。你怎么知道呢?而另一方面,你擅长什么?你更擅长数学,还是写作?这或许更容易弄清。

第二件棘手事是:如果遵从激情并向前迈进,你会发现:你在21岁时很有热情干的事,也许不是你40岁时还有热情干的。这个道理,男朋友和职业选择都适用。

而第三个棘手事:你有热情干的事,可能不是你擅长的。有人看过“美国偶像”吗?你们知道我在说啥,你热爱唱歌,但这不意味你能成为一个职业歌手。

关于激情,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遵从激情,其实也是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而当你经历一生,你会发现:历经时间,你从世间得到的所有东西,无论钱、车子、物质或是赞美,都远远没有你馈赠给这个世界的东西重要。

所以有关个人“激情”,我的建议是:找到你所擅长,然后将其赠与世界,馈赠他人,帮世界变得更好,这才是你应该遵从的激情。

挑战和机遇

既然说到世界,现在我来说一说我通常在毕业演讲会说到的点。现在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2015毕业生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ISIS、全球变暖。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所有这些挑战的确存在,但对于我,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今世界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挑战,而是史无前例的机遇。

我来快速说说世界现状:

世界上极其贫困人口为历史最低,仅为1900年时的1/5;童工大幅减少,2000-2012年间下降1/3;与19世纪后期比,每人必须工作小时数大幅降至一半;从1960年起,食物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至一半;1990-2012年,平均寿命上涨6年;从1990年起儿童死亡率降至一半;人们变得更高,身高是一种度量营养方式(说明营养摄入更充分)。过去100年,人类成长比之前2000年都多;

说到ISIS,从4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战争死亡数下降20倍;从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谋杀率降至一半,暴力犯罪是1976年的1/3;1990年始,全球范围内核武器供应下降5倍,2014年是40年来第一次碳排放量持平“没有增长”的一年。

所以,情况还不算太坏。

但有关最大机遇,却是我们现在才开始去测量和解释,我愿把时光倒回到你们父母,和我上大学这段时间,来向你们重申这种机遇。

我们上大学时是没互联网的,你们父母可能告诉过你,而你已经被吓到。是,那时没互联网,所以如果当时我们有个像Brian Chesky这样的想法,然后想查点什么,我们甚至都没办法谷歌。

当时的搜索引擎是种叫“图书馆”的东西,它不能在寝室用,甚至是个物理存在,不存在于网络空间,你必须得走过去,还得带着你的信息材料,否则他们不让你进。而且,你都无法退出用户界面。

与此同时,查找东西的过程还让人非常不爽,因为你无法在几秒内就能查到,通常你得化花几小时。对吧?即使你有个像Butler一样的好图书馆,你还是得花几小时来查。

Brian Chesky如果在那时也许会说:“算了,我不想再搞清连锁旅店是怎么来的了。”但想一想:这还是一个哥大学生情况。事实上,对一个没去过哥伦比亚大学,也没好图书馆的学生,情况可能更糟,可能图书馆里压根都没那本书。甚至更糟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孟加拉或苏丹长大,你有很多很多好想法,但你根本就没途径或搜索引擎,你根本无法将自己独特观点贡献给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很快地被推进到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智能手机,而且很快,手机会变成世上每个人口袋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就意味:现在在孟加拉长大的女孩,她拥有的图书馆,比二十年前哥伦比亚或哈佛大学学生所有的还要更好。

那么她可能会有什么想法?可能会贡献什么呢?

这个答案,我觉得很一大部分将完全取决于你们,因为世界依旧不是“平”的,还有很多问题:能源问题、水资源问题、粮食问题、平等权利问题等等。而如果你对世界有所贡献,如果你独立思考,那么我相信:你们会是最棒的一代,因为如果我们回首过去的50年、100年、500年,你们将是(唯一)人类潜力客观上没有被做任何限制的一代。

一段旅行如何开始与结束

一个惯于旅行的人会发现,旅行的障碍,从开始规划旅程便出现了。首先,你会试图给自己容留出足够的时间,不想太匆忙,避免太疲惫;然后,你会比较几个酒店的条件和口碑,从早餐口味比较到浴室设备,务求让自己住得舒服;对所去的目的地自然也要细加算计,要在浩如烟海的旅游攻略里淘出真金,知道哪些所在不必去,哪些地方非去不可……当你习惯这一套流程后,你自然就会对旅行有这么一个概念。这就是旅行,连规划都这么费神了。你必须为之付出一大堆时间和精力,自然而然,你也希望从中得到快乐的回馈——所以旅行简直成了一次重大决策,一次赌博。

于是你出门去旅游之前,搜索各地名胜信息,对比无数风景照片,根据预算,排列价格;你决定了要去的地方,于是搜索攻略,打听不可错过的冷门景区,筹划时间,让自己的日程可以满满当当。你对比每一个酒店的环境,房间是否有无线网络覆盖和早餐。最后,你对这个地区的一切,都已了如指掌,跟朋友聊起来,简直问一答十,除了没有照片为证外,你满可以张嘴说“我是那儿出生的”,朋友也都肯信。

你终于出门旅游了。你出发前一晚紧张愉快得无法入眠,早上醒来特意照镜子看自己脸色是否完好。你一路担忧着交通是否拥堵,从车到飞机每一环节是否到位。你在飞机上时想像走出机场那一瞬间,异乡的情景、空气、味道将从所有感官拥抱你,但你想到下飞机、找车、入住等一系列细节,又不由得头皮发麻。
你听着音乐在异乡下了飞机,但这还不是旅游的开始。固然你会在出租车上东张西望,希望瞥见一些美丽的所在。比如,你在巴黎经过夏约宫,会看见埃菲尔铁塔;你在东京经过新宿,会看见歌舞伎町;你在罗马国家大道上坐车,偶尔一斜眼望见远处的斗兽场,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但那是第二天才开始的。你对自己说:旅行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旅行过程中,是自己在他乡吃第一顿饭时。菜单上的异国文字,只闻其名未曾谋面的菜式,都让你觉得自己真正到了远方。

到你在酒店醒来,开始在异乡的第一天,真正的旅行才开始。你满怀壮志,依照自己制订的精密旅行计划,开始一一探访名胜古迹。第一天你的拍照热情总是最强烈,每张照片拍完,总恨不得立刻上传社交网络,让亲朋好友惊羡。你还得顺便普及教育一下这些所在的历史渊源,以便让大家羡慕之余,外加钦服。第一天总是最饱满、璀璨又美好的,你在黄昏时候回到酒店,兴奋劲过去,才开始觉得累上心来。但不要紧,你想:这只是开始,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如此快乐。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旅行安排依然璀璨华丽,但你的新鲜感开始退去。旅行的第一天像第一口巧克力或第一口啤酒,滋味令人惊艳,但当你的味蕾习惯了如此的感官体验,你会慢慢习惯。有时候,没等黄昏到来,疲惫已经袭上你身,你甚至可能在某个午后,划掉一些计划中的名胜古迹,“这地方估计也差不多,不去了”,然后溜回酒店,抖开被单,睡觉去。

你开始不那么热情了,不那么想跟人说话了。黄昏时节城市里华灯初上时,你会在某个时节被攫住,忽然觉得孤单得不行。天晓得是什么,也许是橱窗里一个闪亮的玩具,也许是一张只有鸽子跟你分享的长椅,你会看见隔街的人们喧笑走过,但那热闹是他们的。你明明在异乡旅行,许多东西触手可及,但又像是在隔着玻璃看一场流动的展览。

旅行的精密日程安排,在末尾处已被你半自动放弃。越接近旅行末尾,你越处于一种惶惑之中。你觉察到时日无多,你即将回去了,回到规律的、平静的生活中。你有点想回去,想回到自家的床上,喝自己习惯的饮料,看看书,看看肥皂剧,然后安然睡去;但你又不想这旅行就这样结束。你像是在周日,出去闲逛了一天,在黄昏时,既疲惫的想回家,又想这一晚无限延长。这时候你翻出那些逛过的名胜古迹,会恍然间有种错觉:“等等,我真的去过那里吗?”

但是会有一个时刻,通常在旅行尾声时,会给你留下永恒的印象。某个闲来无事的晴朗午后,你可能在等车,可能刚从一个博物馆后门溜出来想喝杯饮料,可能起床太早一时间没安排。你闲适的坐着,已经做好准备回到日常生活的怀抱,但还来得及给自己最后一点小享用。可能是一杯酒、一份甜点,听一首曲子,看看异乡建筑檐角的飞鸟和天空,你会忽然间觉得,这种安闲自在的感觉,从味觉、视觉、触觉、听觉等一切所在渗透了你的身体,就像异乡的城市也有灵魂,特意溜达过来,抚摸了一下你的头顶,跟你说了声再见。

你回到了故乡,开始继续过日子。你本来拍了许多照片预备跟亲朋好友,本来准备了无数见闻打算滔滔不绝陈述,却难免意兴索然。你会开始意识到,先前的疑虑可能是多余的:旅行可以很简单。旅行可以无关酒店、当地美食、行李托运、头等舱、热水澡、“你们酒店有没有WIFI”、点牡蛎会附赠白葡萄酒的餐厅。旅行可能就是穿双好鞋子,穿上不会冻到自己的衣裳,订好票,打电话预订一个简单的住处,带上银行卡,出门,找到最近的车站/机场,去到另一个城市,走,看,走饿了吃,走累了睡。来去都孑然一身,跟朋友说起时也不必亮照片和纪念品,只是简单的说一句“嗯,那地方我去过”。

但旅行并没有完全结束。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日常生活忙碌之余,你在窗边站着,偶尔听见一首曲子——那首在旅行时自己常听的曲子——会忽然想起旅行中的种种:那些名胜古迹、那些饮料、食物与甜品、那些飞鸟和天空,以及那一会儿闲适自在,无所用心的时光。你会觉得自己像一尾沉入水里的鱼,那些可以诉诸声色的体验感受涌来,如水流般变幻姿形、光影离合,包裹在你周围。这时你才觉得,这是一场旅行最美好的部分,虽然来得晚了些。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一天,博尔赫斯瞎了。

他说,我终于看见了整个世界。

瞎子如何看?大文豪自有他的解释。“因为整座大英图书馆都在我的脑中。”

漂亮。我就喜欢这般性感而傲慢的回答。

才疏学浅,读书甚少,自觉不宜谈阅读。

说不上痴迷,但仍旧喜欢。痴迷的人,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老师甲,年轻时逛书店,遇上喜欢的,可以站着看一天,滴水未饮,片食未进。

还有那些挑灯夜读的,从古至今,由南到北,对着一豆灯火,一捧书,静悄悄却又喜滋滋地活着。夜色寂寥。

我生性懒惰,从未像他们那样热衷于一件事,热衷到肉体低到尘埃里,只剩灵魂在世间游荡。不过书对我的吸引力还是有的。人之砒霜,己之蜜糖。一部人在很讨厌阅读的时候,我在这边自得其乐。

要问原因,很复杂,说不清,因为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喜欢上了,不仅如此,甚至还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不可遏制,无法逆转。

不过细究起来,能说的也有很多。

伊莎多拉·邓肯,舞蹈家。被问及老师是谁,答曰:贝多芬、尼采、瓦格纳。

木心也爱尼采和瓦格纳,视他们为挚交。其他一些,罗曼·罗兰、高尔基这类,包括纪德,年轻时和他们是好朋友,后来就分手了。

老师甲,自由浪漫的人,爱拜伦爱得死去活来,整个青春都献给了他。

说穿了,他们都在阅读中找导师,找朋友。

朋友,无非就是分担痛苦,分享喜悦。导师,无非就是指点迷津。

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总以为自己遇到的苦难是最让人熬不住的,天快塌了,要抑郁而死了。可是,你往后看,贝多芬聋了,博尔赫斯瞎了,昂山素季被软禁,莫奈到后来也成了白内障。对他们而言,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消失了,但他们仍坚持下来,并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读到这些,我们还有资格和勇气跟自己过不去吗?再不济,想想司马迁,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悲壮。

当然,这些朋友导师不仅于我们有益,他们本身也是性情中人,人格魅力锐不可当,不交往可惜了。

叶芝,长情的男人,情诗差不多都为一人所写。求婚三次,都被拒绝。临死之前仍盼望着旧情人来看他一眼,终不可得,抱憾而去。

但丁则更神奇,九岁在桥上遇见初恋贝雅特丽齐,从此再没能忘掉她容颜,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果不其然,八年后第二次街头偶遇,一眼认出,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仍然爱着她。只可惜少女后来嫁为人妇,不久便离开人世。但丁太痛苦,于是写《新生》,写《神曲》,把她写做女神和天使,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执着而热烈地爱着她。

要想性感,必须感性。他们可以感动千万人,却最终感动不了一人。

太过动人的传奇,往往会成为平凡人长吁短叹的理由。因为我们不曾经历,所以只能仰望。

由于经验的缺乏,我们的生活有时会显得很无聊。

由于时空的限制,我们的生活有可能会无聊地令人发指。

比如说,凭什么要我做一个二十一世纪自我献身的人民教师,我想去荒岛上,成为另外一个鲁滨逊。

又或者,凭什么要我相信现代科学,我就喜欢神秘的事物,最希望和德古拉伯爵生活在一起。

每个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生活,总渴望另一种,更精彩更美好的。对他们而言,希望总在远方,生活总在彼岸。有的人甚至嫌弃生命太短,没体会尽各式各样的人生就匆匆死去,不值。

很好,一切皆有可能。但实现这些可能的途径不是做梦,而是阅读。

就好像摩西劈开红海,犹太人民为之震惊,原来这里竟然还有一条路。

阅读正是如此,作品,作品背后的作家,作家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精神上的摩西。当他指引我们向一片闻所未闻的光明之地前行时,即使埃及生活很富裕,我们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因为一旦生命的其他可能性被打开,人就能够彻底舒张,浑身通透,迎接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从古希腊到未来三十世纪,从阿尔卑斯山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同等待贩售的商品般琳琅满目,任君选择。我们走马观花也好,细细品味也罢,虽然肉体可以被禁锢,但思维和想象力永远自由。

于是,所有人都拜倒在摩西脚下,亲吻他创造的每一寸奇迹。

康定斯基说,一种无限的红色只能由大脑来想象。

去吧,为了我们理想的生活。去吧,为了我们诗意的栖居。

不过要小心。伍迪·爱伦曾拍摄《午夜巴黎》,不光为了娱乐,更是想给我们一个忠告:

“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黄金时代,包括黄金时代的人。”

人可以有欲求,但不能欲求过度。适可而止就行了

行走那么久,还是要回归现实生活的。

我们可以在阅读中看见桃花源,找到永无乡,但依旧改变不了中国现今雾霾弥漫的事实。

大环境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我们却可以学会调侃。比如说,最近的天气是为了营造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让访华的卡梅伦重回工业革命时期的故乡。卡相要是听见了,估计也会很开心,直夸中国网民有趣。

读多了,俏皮话自然也就多了,生活的滋味就更明显了。

一直强调人文关怀,到底什么是人文关怀?就是了解人,解放人。

这种事情从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那时人们也在阅读,通过阅读了解古希腊文化精神,然后努力拯救人们与水深火热的中世纪。

人性的文明可谓一直在进步,自从西蒙·波伏娃那句“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而是后天被塑造而成的”的名言传播开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性别与性格之间其实并没有存在多大联系,社会上对男女的划分,有时候是一种歧视。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不需要别人插手。爱亦如此,既然它可以超越年龄,国界,必然也能超越性别。E·M·福斯特曾在他略带自传性色彩的小说《莫里斯》中悲伤地写到:“英格兰一直不愿意接受人类的天性。”而今,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已经签署了保护同性恋权益的法案,越来越多的彩虹旗飘扬在城市的上空。王尔德如果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还有那些一度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作品,逐渐也能重见天日,得到了人们新的认识。很多人,是看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后,才开始正确对待恋童癖心理。毕竟,那些看似罪恶下流的人也是人,他们的心灵也和平凡人一样,渴望被理解和尊重。

林林总总地絮叨半天,无非是想让人意识到,真的,人是没有理由不去阅读的。

然而我们的征途尚远,越往深处走,就越会发觉它实际上是一座小径分叉的花园,无数的可能性潜藏在我们周围无数的时空中,真实与虚幻,谎言与真相,交织夹杂。不过别害怕,在我们的大脑能装得下一座大英图书馆之前,先尽情地迷失在其中吧。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那需要这么多的耐心
当我坐下来守望一朵花的开放
四下安静 缄默如头顶的星光
光阴深处穿行而来的安慰
是否将我的灵魂滚烫 人生烧灼
就也能投射出一束带着温度的光
在黑暗中点亮一个人的眼瞳

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一片蓊郁的森林
我拥有多少的秘密就有多少的孤独
森林的生命里含有许许多多的生命
生生死死在森林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生
每一棵默然成长地树都是我的牵绊
而这些牵绊组成了森林的生命

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一种古老的节奏
不能指望远古的祝福比诅咒要多
我可以把悲伤与不幸作一支高歌
沉默整个山头
而自私地把片刻的欢愉酿成酒
不成眠的夜晚
滋润 从舌尖到心头

我从来不知道其实我别无选择
在很多我以为是自己选择的时候
这并非丧气失望的话语
只有唯一的一人能使我圆满
非这样不可的一辈子
才是我要的一生

我从来不知道心中的骑士已经上路
在闲言碎语还没有落到地上的时候
世界好像被他一口吞进肚子里
命运将会经过我三次
却只许我一次的勇敢

不解釋(≠「不解釋」)

設計師都明白什麼是「不對」。這個字距不對,這裏的導航欄設計「有問題」,那個按鈕的比例「錯了」。有能力作出這種直覺式的判斷,是設計師的基本修養之一。不過如今理性至上的時代,很多人堅持要求解釋。沒有被描述過的事情就沒有發生,不能被講解的好就不是好。

對數據的迷戀就是最明顯的表徵。數據當然有用,但感性(名詞,非形容詞。即英文 sensibility)同樣有它的位置。人們在今天喜歡強調前者,卻遺忘了後者的作用。

Sensibility 這個概念在中國比較陌生。它在香港、臺灣和日本被譯爲「感性」。一九八零年代的香港樂隊「浮世繪」(靈魂人物梁翹柏現任「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名作〈愛 花的少年〉裡有一句「花香散發了讚歎青春的感性 / 追憶不懊悔」。在中國大陸,sensibility 尚無通行譯法。「感性」雖然不夠理想,但我很喜歡。它的不完美爲它賦予了力度。

設計師佐藤可士和在今年初接受《GQ》日本版採訪時說:「日本人的感性的分辨率很高。」細膩的感性是設計師最寶貴的品質,而感性拒絕解釋。當你讚歎日本的和服或是「日本傳統色」 網站時,你就感受到了這種感性。當你第一次透過 iOS 7 的 FaceTime 介面中的毛玻璃浮層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時,會想起 Jonathan Ive 在蘋果的視頻中小心翼翼地努力將一個個單詞往外擠的樣子。那一刻你會感覺到 Ive 的意志是如何像 EVA 的駕駛員進入插入栓一樣被注入了 iOS 7 當中。

iOS 7 上的 FaceTime 介面

二零零九年,設計師 Douglas Bowman 因爲不滿谷歌的工程師通過 A/B 比較的方法從四十一種藍色中挑選出最終版本而辭職。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

是的,谷歌的某團隊無法決定兩種藍色該用哪種,於是他們就去測試介乎兩種之間的四十一種不同的藍以便作出決定。最近我在公司裡跟人就某條邊線的寬度 應該是 3, 4, 還是 5 像素爭論了起來,對方還要求我爲自己的選擇給出證明。我沒辦法在這樣的環境裡做事。爭論如此細微的設計決定令我厭倦。世界上有很多更加有趣的設計問題需要 解決。

需要解釋的設計是無力的。如果設計是數據,解釋就是後設數據(meta data)。在理想的世界裡,後設數據只給機器看。

Susan Sontag 在她一九六四年的宏文《反對闡釋》中說:「藝術評論的目的是讓藝術作品——以及我們自身的經驗——變得更加真實(而不是更加不真實)。批評的功能應該是展示事物爲什麼會是這樣,甚至有時是展示事物『的確是那個樣子』,而不是展示事物『是什麼意思』。我們不要藝術闡釋學,我們要藝術色情學。」

看蒼井空的影片不需要解釋,好的設計也應該如此。